9.28特稿 | 孔子是如何看待“钱”“权”“色”的？
孔子论钱
孔子曾自述：“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据《孟子·万章下》记载：“孔子尝为委吏矣，曰会计当而已矣；尝为乘田矣，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。”可知他年轻时，曾做过掌管粮仓与负责放牧的小吏。在这些琐碎的工作中，孔子体会到生活的艰辛，而且对于财富也有一番深刻的理解。
【明】佚名《孔子圣迹图·职司委吏》
首先，孔子肯定了追求财富的合理性，但强调要用正当的方式获得财富。他说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”（《里仁》）这句话被历代的儒商奉为座右铭。
同时，他对财富有一种释然的态度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（《述而》）如果能够赚到很多钱，自然是好；如果赚不到，也不必过于忧愁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不要让财富成为人生的羁绊。
正所谓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天下壤壤，皆为利往。”（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）如果视金钱为衡量人生幸福的唯一标准，穷人皆想成为富人，甚者乃至于铤而走险、犯上作乱；而富人皆怕变成穷人，甚者乃至于压榨百姓、为富不仁。社会的动荡，十之八九皆根源于此。孔子之伟大，在于他既考虑到百姓对于财富的需求，又教导人们超越财富的束缚，追求更为高尚的道德与更有意义的生活。他指出，既然贫富的差距不可避免，那么，穷人、富人都应该秉持各自的操守。
最基本的要求是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。”（《学而》）子路最能践行此语：“衣敝缊袍，与衣狐貉者立，而不耻者，其由也与。”（《子罕》）他穿着破衣烂衫，与那些衣着高贵华丽的人站在一起，没有谄媚之心，更无丝毫羞愧之色。为什么呢？《弟子规》作了很好的诠释：“惟德学，惟才艺，不如人，当自砺。若衣服，若饮食，不如人，勿生戚。”
然而，孔子还有更高的要求：“贫而乐，富而好礼。”（《学而》）颜渊最能践行此语：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”（《雍也》）当然，孔子本人也是此语的践行者：“饭疏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（《述而》）孔、颜之乐，一般人固然是难以体会；但每个人都可以去追寻那些本属于自己的快乐，只要他愿意抛开财富的束缚。
孔子论权
古今中外的贪腐问题，说穿了，无非钱、权、色三个字作祟，其中尤以弄权为害最甚。因为权力既是获得金钱与美色的保障，其本身亦将伴随支配欲的扩大而愈发膨胀，最终大权独揽，祸国殃民。孔子论权，对于今日启发犹大。
首先，孔子强调人的社会属性：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？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”（《论语·微子》）我们不能与鸟兽同群，只可与人为伍；即便天下无道，身处乱世，也应为改变现状贡献自己的努力，不可脱离社会。因此，他对于接舆、长沮、桀溺等隐者，虽敬佩其志行的高洁，但对这些人消极避世的举动始终不敢苟同。
孔子视出仕为儒者的使命：“不仕无义。长幼之节，不可废也；君臣之义，如之何其废之……君子之仕也，行其义也。”（《微子》）做官的初衷在于全君臣之义，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，此乃儒者应尽的义务，与个人的荣华富贵无关。
既然出来做官，就要尽职尽责：“事君，敬其事而后其食。”（《卫灵公》）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工作是否称职，然后再去计较待遇的高低。官员们遇到职位的升迁，要反躬自省：“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。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。”（《里仁》）不要担心得不到那个官职，先要考虑自己能否胜任它；不要担心上级不知道自己的能力，先反思自己是否具备那些能力。
儒者虽然胸怀济世安民之志，但居上位者并不一定会买账，国家的政治环境也不会总是安定清明。面对那些事与愿违的状况，孔子不会去计较权力的得失；但他会坚守自己的责任，虽不做官，亦通过其他的方式为社会贡献力量。
孔子曾对颜渊说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唯我与尔有是夫。”（《述而》）如果执政者慧眼识才，他自然好好地做官，逐步施展自己的治国理念。若执政者弃孔子而不用，他便将自己的政治才能暂时收敛起来，转而授徒讲学，整理文献。他曾经称颂卫国的大夫蘧伯玉：“君子哉蘧伯玉！帮有道，则仕；邦无道，则可卷而怀之。”（《卫灵公》）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，可谓是非颠倒、善恶倒置；若继续留在朝中做官，圆滑者势必同流合污，正直者则必遭小人迫害。此时应果断放弃官位，另寻报国之道。
孔子论色
孔子曾感慨：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他还曾告诫人们：“少之时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。”（《季氏》）可见，在“色”的问题上，孔子保持十分警惕的态度。
对于如何解决“色”这个问题，孔子有自己的一套方法，我们不妨将之称为“软硬兼施”，即“硬抑制”与“软疏导”相结合。
所谓“硬抑制”，也就是克己复礼。孔子曾对颜渊说：“克己复礼为仁……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（《颜渊》）即克制自己，用外在的规范来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将声色犬马的诱惑降到最低点。只有在生活中处处留意自己的言行举动，避免在细节上出小问题，才不至于在“色”上出大问题。这种主张颇似墨家的苦行，虽行之不易，然若能坚持下去，可以获得自我道德感的巨大升华。
所谓“软疏导”，也就是诗乐怡情。孔子看重诗与乐的陶冶、教化功能，常教导弟子要“学诗”；他酷爱音乐，同别人一起唱歌时，如果听见人家唱得好，“必使反之，而后和之”（《述而》）。为达到陶冶性情的功效，孔子重视诗歌和音乐的选取，强调将其中思想纯正、曲调和顺的加以提倡，而将那些放荡、无节制的加以摒弃。前者以《诗经·关雎》为典型，孔子称赞它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（《八佾》），这样的诗可以中和内心的不平，合理抒发情感而不至于放纵欲望；后者以“郑声”（即郑国的乐曲）为代表，因为“郑声淫”（《卫灵公》），那些弥漫淫秽的音乐使人放纵情感，不利于养成中正平和的性情。
【清】改琦《孔子圣迹图·学琴师襄》
孔子这套“软硬兼施”的方法，能够使外在的规范逐渐转化为内在的操守，经过不断的陶冶和修养，最终可以达到“从心所欲，不踰矩”（《为政》）的理想状态。到那时，“色”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。
刘一，北京人，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、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和中小学教材研发。撰有专著《邵晋涵研究》，北师大版地方课程教材《中华传统文化》副主编。
本号主编：刘贯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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